标题：汪曾祺：自得其乐 内容： 孙犁同志说写作是他的最好的休息。 是这样。 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是最充实的时候，也是最快乐的时候。 凝眸既久（我在构思一篇作品时，我的孩子都说我在翻白眼），欣然命笔，人在一种甜美的兴奋和平时没有的敏锐之中，这样的时候，真是虽南面王不与易也。 写成之后，觉得不错，提刀却立，四顾踌躇，对自己说：“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此乐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但是一个人不能从早写到晚，那样就成了一架写作机器，总得岔乎岔乎，找点事情消遣消遣，通常说，得有点业余爱好。 我年轻时爱唱戏。 起初唱青衣，梅派；后来改唱余派老生。 大学三四年级唱了一阵昆曲，吹了一阵笛子。 后来到剧团工作，就不再唱戏吹笛子了，因为剧团有许多专业名角，在他们面前吹唱，真成了班门弄斧，还是以藏拙为好。 笛子本来还可以吹吹，我的笛风甚好，是“满口笛”，但是后来没法再吹，因为我的牙齿陆续掉光了，撒风漏气。 这些年来我的业余爱好，只有：写写字、画画画、做做菜。 我的字照说是有些基本功的。 当然从描红模子开始。 我记得我描的红模子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 ”这十六个字其实是很难写的，也许是写红模子的先生故意用这些结体复杂的字来折磨小孩子，而且红模子底子是欧字，这就更难落笔了。 不过这也有好处，可以让孩子略窥笔意，知道字是不可以乱写的。 大概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那年暑假，我的祖父忽然高了兴，要亲自教我《论语》，并日课大字一张，小字二十行。 大字写《圭峰碑》、小字写《闲邪公家传》，这两本帖都是祖父从他的藏帖中选出来的。 祖父认为我的字有点才分，奖了我一块猪肝紫端砚，是圆的，并且拿了几本初拓的字帖给我，让我常看看。 我记得有小字《麻姑仙坛》、虞世南的《夫子庙堂碑》、褚遂良的《圣教序》。 小学毕业的暑假，我在三姑父家从一个姓韦的先生读桐城派古文，并跟他学写字。 韦先生是写魏碑的，但他让我临的却是《多宝塔》。 初一暑假，我父亲拿了一本影印的《张猛龙碑》，说：“你最好写写魏碑，这样字才有骨力。 ”我于是写了相当长时期《张猛龙》。 用的是我父亲选购来的特殊的纸。 这种纸是用稻草做的，纸质较粗，也厚，写魏碑很合适，用笔须沉着，不能浮滑。 这种纸一张有二尺高，尺半宽，我每天写满一张。 写《张猛龙》使我终身受益，到现在我的字的间架用笔还能看出痕迹。 这以后，我没有认真临过帖，平常只是读帖而已。 我于二王书未窥门径。 写过一个很短时期的《乐毅论》，放下了，因为我很懒。 《行穰》《丧乱》等帖我很欣赏，但我知道我写不来那样的字。 我觉得王大令的字的确比王右军写得好。 读颜真卿的《祭侄文》，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颜字，并且对颜书从二王来之说很信服。 大学时，喜读宋四家。 有人说中国书法一坏于颜真卿，二坏于宋四家，这话有道理。 但我觉得宋人书是书法的一次解放，宋人字的特点是少拘束，有个性，我比较喜欢蔡京和米芾的字（苏东坡字太俗，黄山谷字做作）。 有人说米字不可多看，多看则终身摆脱不开，想要升入晋唐，就不可能了。 一点不错。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打一个不太好听的比方，一写米字，犹如寡妇失了身，无法挽回了。 我现在写的字有点《张猛龙》的底子、米字的意思，还加上一点乱七八糟的影响，形成我自己的那么一种体，格韵不高。 我也爱看汉碑。 临过一遍《张迁碑》，《石门铭》《西狭颂》看看而已。 我不喜欢《曹全碑》。 盖汉碑好处全在筋骨开张，意态从容，《曹全碑》则过于整饬了。 我平日写字，多是小条幅，四尺宣纸一裁为四。 这样把书桌上书籍信函往边上推推，摊开纸就能写了。 正儿八经地拉开案子，铺了画毡，着意写字，好像练了一趟气功，是很累人的。 我都是写行书。 写真书，太吃力了。 偶尔也写对联。 曾在大理写了一副对子：苍山负雪洱海流云字大径尺。 字少，只能体兼隶篆。 那天喝了一点酒，字写得飞扬霸悍，亦是快事。 对联字稍多，则可写行书。 为武夷山一招待所写过一副对子：四围山色临窗秀一夜溪声入梦清字颇清秀，似明朝人书。 我画画，没有真正的师承。 我父亲是个画家，画写意花卉，我小时爱看他画画，看他怎样布局（用指甲或笔杆的一头划几道印子），画花头，定枝梗，布叶，钩筋，收拾，题款，盖印。 这样，我对用墨，用水，用色，略有领会。 我从小学到初中，都“以画名”。 初二的时候，画了一幅墨荷，裱出后挂在成绩展览室里。 这大概是我的画第一次上裱。 我读的高中重数理化，功课很紧，就不再画画。 大学四年，也极少画画。 工作之后，更是久废画笔了。 当了右派，下放到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结束劳动后，倒画了不少画，主要的“作品”是两套植物图谱、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一套《口蘑图谱》，一是淡水彩，一是钢笔画。 摘了帽子回京，到剧团写剧本，没有人知道我能画两笔。 重拈画笔，是运动促成的。 运动中没完没了地写交待，实在是烦人，于是买了一刀元书纸，于写交待之空隙，瞎抹一气，少抒郁闷。 这样就一发而不可收，重新拾起旧营生。 有的朋友看见，要了去，挂在屋里，被人发现了，于是求画的人渐多。 我的画其实没有什么看头，只是因为是作家的画，比较别致而已。 我也是画花卉的。 我很喜欢徐青藤、陈白阳，喜欢李复堂，但受他们的影响不大。 我的画不中不西，不今不古，真正是“写意”，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曾画了一幅紫藤，满纸淋漓，水气很足，几乎不辨花形。 这幅画现在挂在我的家里。 我的一个同乡来，问：“这画画的是什么？ ”我说是：“骤雨初晴。 ”他端详了一会，说：“㗒，经你一说，是有点那个意思！ ”他还能看出彩墨之间的一些小块空白，是阳光。 我常把后期印象派方法融入国画。 我觉得中国画本来都是印象派，只是我这样做，更是有意识的而已。 画中国画还有一种乐趣，是可以在画上题诗，可寄一时意兴，抒感慨，也可以发一点牢骚，曾用干笔焦墨在浙江皮纸上画冬日菊花，题诗代简，寄给一个老朋友，诗是：新沏清茶饭后烟，自搔短发负晴暄，枝头残菊开还好，留得秋光过小年。 为宗璞画牡丹，只占纸的一角，题曰：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 宗璞把这首诗念给冯友兰先生听了，冯先生说：“诗中有人”。 今年洛阳春寒，牡丹至期不开。 张抗抗在洛阳等了几天，败兴而归，写了一篇散文《牡丹的拒绝》。 我给她画了一幅画，红叶绿花，并题一诗：看朱成碧且由他，大道从来直似斜。 见说洛阳春索寞，牡丹拒绝著繁花。 我的画，遣兴而已，只能自己玩玩，送人是不够格的。 最近请人刻一闲章：“只可自怡悦”，用以押角，是实在话。 体力充沛，材料凑手，做几个菜，是很有意思的。 做菜，必须自己去买菜。 提一菜筐，逛逛菜市，比空着手遛弯儿要“好白相”。 到一个新地方，我不爱逛百货商场，却爱逛菜市，菜市更有生活气息一些。 买菜的过程，也是构思的过程。 想炒一盘雪里蕻冬笋，菜市场冬笋卖完了，却有新到的荷兰豌豆，只好临时“改戏”。 做菜，也是一种轻量的运动。 洗菜，切菜，炒菜，都得站着（没有人坐着炒菜的），这样对成天伏案的人，可以改换一下身体的姿势，是有好处的。 做菜待客，须看对象。 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夫妇到北京来，中国作协不知是哪一位，忽发奇想，在宴请几次后，让我在家里做几个菜招待他们，说是这样别致一点。 我给做了几道菜，其中有一道煮干丝。 这是淮扬菜。 华苓是湖北人，年轻时是吃过的。 但在美国不易吃到。 她吃得非常惬意，连最后剩的一点汤都端起碗来喝掉了。 不是这道菜如何稀罕，我只是有意逗引她的故国乡情耳。 台湾女作家陈怡真（我在美国认识她），到北京来，指名要我给她做一回饭。 我给她做了几个菜。 一个是干烧小萝卜。 我知道台湾没有“杨花萝卜”（只有白萝卜）。 那几天正是北京小萝卜长得最足最嫩的时候。 这个菜连我自己吃了都很惊诧：味道鲜甜如此！ 我还给她炒了一盘云南的干巴菌。 台湾咋会有干巴菌呢？ 她吃了，还剩下一点，用一个塑料袋包起，说带到宾馆去吃。 如果我给云南人炒一盘干巴菌，给扬州人煮一碗干丝，那就成了鲁迅请曹靖华吃柿霜糖了。 做菜要实践。 要多吃，多问，多看（看菜谱），多做。 一个菜点得试烧几回，才能掌握咸淡火候。 冰糖肘子、乳腐肉，何时软入味，只有神而明之，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富于想象。 想得到，才能做得出。 我曾用家乡拌荠菜法凉拌菠菜。 半大菠菜（太老太嫩都不行），入开水锅焯至断生，捞出，去根切碎，入少盐，挤去汁，与香干（北京无香干，以熏干代）细丁、虾米、蒜末、姜末一起，在盘中抟成宝塔状，上桌后淋以麻油酱醋，推倒拌匀。 有余姚作家尝后，说是“很像马兰头”。 这道菜成了我家待不速之客的应急的保留节目。 有一道菜，敢称是我的发明：塞肉回锅油条。 油条切段，寸半许长，肉馅剁至成泥，入细葱花、少量榨菜或酱瓜末拌匀，塞入油条段中，入半开油锅重炸。 嚼之酥碎，真可声动十里人。 我很欣赏《杨恽报孙会宗书》：“田彼南山，芜秽不治。 种一顷豆，落而为萁。 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说得何等潇洒。 不知道为什么，汉宣帝竟因此把他腰斩了，我一直想不透。 这样的话，也不许说么？ 发布时间：2023-04-02 19:17:48 来源：好客运势网 链接：https://www.sushituan.cn/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