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想为那个看自行车的女人写点什么的念头，已萌生在我心里很久了。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北京一家医院前的人行道上。一个胖女人企图夺她装钱的书包，书包的带子已从她肩头滑落，搭垂在手臂上。身材瘦小的她双手将书包紧紧搂在怀里，以带着哭腔的声音叫嚷：“你不能这样啊，我每天挣点儿钱多不容易呀！”她40余岁，穿着一套旧迷彩服，戴着一顶旧迷彩单帽。那身衣服一看就是地摊货。脚下是一双老式旧布鞋，没穿袜子，脚面晒得很黑。帽舌下，她的两只眼睛，呈现着莫大而又无助的惊恐。
我从围观者的议论中听明白了两个女人纠缠的原因：那胖女人存车时，忘了拿放在车筐里的包，包丢了。她认为这个看自行车的外地女人应该负责任，并且怀疑是被她藏起来了。
胖女人一用力，终于将看自行车的女人那书包夺了去，她将一只手伸进包里去掏，却只过掏出了一把零钱。“当”的一声，一只小搪瓷碗抛在看自行车女人的脚旁，抢夺者骑上自己的自行车，带着装有一把零钱的别人的书包，扬长而去。看自行车的女人追了几步，回头看看一排自行车，慢慢走回原地，捡起自己的小搪瓷碗，瞧着发愣。忽然，她把头往身旁的大树上一抵，呜呜哭了……
第二次见到她，是在一家商场的自行车场。我因没买到合适的东西，带着的一百元钱也就没破开。取自行车时，我歉意地说：“忘带存车的零钱了，一百元你能找得开吗？”我以为她会朝不好的方面猜疑我，因为一个人从商场出来，居然说自己兜里连几角零钱都没有，不大可信的。她望着我怔了怔，然后一笑，很不好意思地说：“那就不用给钱了，走吧走吧！”她当时那笑，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许多人，不是已被猜度惯了吗？偶尔有一次竟不被明明有理由猜度我们的人所猜度，于是我们自己反倒觉得很稀奇了。每每的，竞至于感激起来。我当时的心情就是那样。应该不好意思的是我，她倒那么不好意思。
后来我又去那家商场，付存车费时，我说：“上次欠你两毛钱，这次一起付给你。”我之所以如此主动，是我觉得她肯定记得我欠她两毛钱的事，若由她提醒，我会尴尬的。不料她又像上次那样怔了怔，然后一笑，很不好意思地说：“不用啊，不用啊！”硬塞还给了我两毛钱。我将装东西的纸箱夹在车后座上，忍不住问她：“来北京多久了？”“还不到半年。”“家乡的日子怎么样？”“不容易啊……再加上我儿子又上了大学……”她将“大学”两个字说出特别强调的意味，一脸自豪。我推自行车下人行道时，觉得后轮很轻，回头一看，她正替我提着后轮呢。骑上自行车刚蹬了几下，纸箱掉了，她跑过来，从书包里掏出一截塑料绳……不久前我又去那家商场，见看自行车的已经换成一个男人了，我想问原先那个女人到哪里去了，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问。我祈愿她永远也不会再碰到什么欺负她的人，比如那个抢夺了她书包的胖女人。阳光底下，人与人应该是平等的。弱者有时对这平等反倒显得诚惶诚恐似的，不是他们不配，而是因为这起码的平等往往太少，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