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今学者对孔子之于心学的开创之功，一向注意甚少而论述乏人。事实上，孔子之仁学，本与心学不二，《论语》《孟子》中所见孔子论心诸说，早已为后儒埋下建构心学之种子。本文从仁与心的即离关系、《孟子》所载孔子论心四句的心学价值、孔子忠恕之道的心学内涵、孔子用心说及其余绪四端加以论析，认为孔子论心，乃有显、隐二端，显者出之以仁，隐者证之以恕，二者本同而末异，殊途而同归，对于后世心学之本体论、认识论、修养工夫论之建立，实有先导发轫之功。 关键词：孔子 仁学 心学 论心四句 忠恕之道 一般而言，学界对于心学源流的论说，大致遵循着一个沿波讨源、振叶寻根的致思理路，往往自王阳明上追陆九渊，又从陆九渊回溯至孟子。以致学界及坊间颇有以陆、王为心学鼻祖，以孟子为心学始祖者，即便阳明自己，亦持此论。[1]然古今学者对孔子之于心学的开创之功，却一向注意甚少而论述乏人。事实上，孔子之仁学，本与心学不二，《论语》《孟子》中所见孔子论心诸说，早已为后儒埋下建构心学之种子。又孔子论心，乃有显、隐二端，显者出之以仁，隐者证之以恕，二者本同而末异，殊途而同归，对于后世心学之本体论、认识论、修养工夫论之建立，实有先导发轫之功，推波助澜之效。今请就孔子仁学与心学之关系略作述论，以就教于学者方家。 一、仁与心的即离关系 《论语》一书，孔子论心处并不多，仅有的几次散见于各篇，固难以窥见其大旨，然若细加研寻，亦未尝不可分疏其条目于下。 一曰心欲之辨：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此章心字首次出现，从心所欲明示心与欲之关系。心既有所欲，亦必有所不欲，[2]故此二者便有主从、静动之关系，心乃欲之主宰，犹如性乃情之主宰。后世道心人心天理人欲心统性情诸说实已在此埋下伏笔。 二曰仁欲之辨：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此章可谓孔氏顿门。虽未出现心之一字，实则心在其中矣。盖我欲，即我心之所欲也。[3]朱熹《论语集注》说：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为远者；反而求之，则即此而在矣，夫岂远哉？[4]这说明，仁德之境并非高不可攀，遥不可及，在仁心发动的一瞬间，每一个道德主体都是仁者。我欲仁，斯仁至矣，一则是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一则亦表明，仁乃心之所欲，故仁与心，可即可离，端在一念之间。江右王学传人邹颍泉曰：夫仁何物也？心也。心安在乎？吾一时无心，不可以为人，则心在吾，与生俱生者也。今高明既信我夫子欲仁仁至之语，则即此处求之足矣，不必更于古人身上生疑，斯善求仁矣。[5]此可为夫子此言之脚注。 三曰心仁之辨：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 前以远近论仁欲，说我欲仁，则仁即可至于我心；此又以久暂论仁心，言我心若欲至仁，则有三月不违与日月至焉之别。这里的至焉乃心至于仁之境；而前章的至矣，则是仁至于心之境。如此，则仁即心，心即仁也。此又可见，孔子之仁学，实即心学也。这里的违仁，又可与《里仁》篇君子去仁相挂搭：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请注意，这里不仅提到欲与仁，且又将去仁与违仁对文，而造次、颠沛必于是，分明便是必于仁。而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乃极言时间之短，可与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合观，则可见，无论违仁还是不违仁，皆有一最为关键的主词心。此又夫子之心学也。 孔子深谙语言之妙，故常能化抽象为形象，以动态为静态，以物理空间形容心理器宇。比如里仁为美一句，就将里字动词化，使仁有了一可以想见的空间特征。以里作动词，则里仁便是居仁，与下文择不处仁久处约长处乐之处前后呼应。里仁为美是说，君子以仁德为居所，行止坐卧，动静语默，无往而不在仁德之中，此是天地之间最大的美事。反过来说，正因为有里仁处仁之美，才会有违仁去仁之弊。孔子将仁这一抽象概念空间化、形象化、诗意化，极大地拓展了儒家的仁学内涵和义理深度。[6] 而使仁境得以彰显和达至的最重要的媒介和桥梁便是心。如我心欲仁，则仁境即是心境；如我心违仁，则心境便与仁境分离。换言之，在孔子的语境里，仁是本体，心是发用，仁体大于心体，心体归于仁体。此庶几可谓孔子心学之本体论。宋儒程明道（程颢）更提出仁体说，认为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7]。阳明亦云：仁者以万物为体。不能一体，只是己私未忘。全得仁体，则天下皆归于吾仁。[8]实则皆是以心体言仁体。[9]后来孟子更将仁与人心等量齐观：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孟子的求放心，也是将仁比作一安宅，而人心之放，便是违仁去仁，故当知求而使至焉。就此而言，则仁宅者，实亦心宅也。后世理学与心学之心外无理心即理诸说，早已在此埋下种子。[10]如陆象山云：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仁即此心也，此理也。[11]此又仁学即心学之证也。 二、孔子论心四句的心学价值 以上是见于《论语》的孔子心论。更具理论意义和诠释价值的孔子论心四句，则见于《孟子》一书：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孟子告子上》） 孟子去孔子不远，此说应该可信。朱子《孟子集注》称：孔子言心，操之则在此，舍之则失去，其出入无定时，亦无定处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测，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难，不可顷刻失其养。[12]孟子引孔子之言，适可见孔孟心学传承之脉络。操存舍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乃孔子对于心之特性的精准描述。心之谓云云，相当于给心下了一定义。孔子这论心四句，在心学史上意义重大，不容忽视。 首先，是启发了孟子的一整套心性学说。一是存心说。因为操则存，舍则亡，故必善加操持和存养，今之操心存心盖由此而来。又，《论语雍也》篇孔子有居敬行简居简行简之说，居即居心之意，实则亦是隐在的心学话头。孟子顺此而提出存心说： 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 可见，孟子所欲存者，非邪心、贪心，而是仁心、礼心，此即所谓宅心仁厚。 二是养心说。仁心不仅要存，还须养。事实上，孟子在转引孔子论心四句之前，恰恰是在说养心：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正如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孟子告子上》）[13]。孟子显然是把心当作一物加以探讨和研究的，不妨说也是一种格物。孟子发现，因为心是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的，所谓神明不测，故尤须好好操持存养，以免走失。至于如何存心养心，孟子则提出了寡欲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孟子本人便很善于操持存养其仁心，他说我四十不动心（《孟子公孙丑上》），正是存养得法也即阳明所谓集义的结果。[14]不动心便是智者不惑，这与孔子的四十不惑差可仿佛。此又可知，夫子言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乃至言人不知而不愠（《论语学而》）、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不怨天，不尤人（《论语宪问》）、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诸如此类，凡与情性心欲相关者，实则无一不是隐在之心学。 三是求心说。因为心的难以存养，所有才会失其本心或放其良心。孟子说：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 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孟子告子上》） 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孟子告子上》） 孟子所谓赤子之心，其实便是本心和良心，也即仁心。仁心常会随人欲膨胀而放失，故须求其放心。又，程明道云：心要在腔子里。[15]《增广贤文》亦有身欲出樊笼外，心要在腔子里之训，皆孟子求放心之余绪。由此可见，孔孟心学，不唯是一套本体论和认识论，更是一套方和修养工夫论。 其次，孔子论心四句对宋明理学和心学影响更大。在程、朱、陆、王那里，操舍、存亡、出入可以说是反复提及的理学话头。这里仅举几例以见其大概。如《河南程氏外书》记明道先生（程颢）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非圣人之言也，心安得有出入乎？[16]又，《二程遗书》记伊川先生（程颐）与门人问答： 问：舍则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说心无形体。才主着事时（先生以目视地），便在这里，才过了便不见。如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此句亦须要人理会，心岂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放心，谓心本善，而流于不善，是放也。[17] 尽管二程皆不以心有出入为然，但他们据此展开的讨论却堪称宋明心学之先声。后来朱熹亦多次谈及操存舍亡问题，如在与吕子约的讨论中，朱熹主张心，一也，反对心的二元论。故其论心之本体云： 寂然常感者，固心之本体也。然存者，此心之存也；亡者，此心之亡也。非操舍存亡之外别有心之本体也。[18] 盖操之而存，则只此便是本体，不待别求。然心一而已，所谓操存者，亦岂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斗者之相捽而不相舍哉？[19] 又论道心人心云： 盖操舍存亡虽是人心之危，然只操之而存，则道心之微便不外此。今必谓此四句非论人心，乃是直指动静无端、无方、无体之妙，则失之矣。[20] 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实有此二心，各为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异其名耳。[21] 可见，在朱熹哲学中，体用的分析用之于心性系统，表现为心之体为性，心之用为情性发为情情根于性的界定，而拒绝把心分为本体的心与发用的心，像佛教或心学所作的那样[22]。朱子的心性学说，以孔子论心四句为起点，极大地丰富了理学中的心学成分。钱穆先生谓理学家中善言心者莫过于朱子[23]，良有以也。朱子此意，亦为阳明所继承。阳明回答徐爱人心道心之问时，说：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24]关于出入无时，阳明与陆澄亦有讨论： 澄问操存舍亡章。曰：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此虽就常人心说，学者亦须是知得心之本体亦元是如此，则操存功夫，始没病痛。不可便谓出为亡，入为存。若论本体，元是无出入的。若论出入，则其思虑运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无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谓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虽终日应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里。若出天理，斯谓之放，斯谓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动静，动静无端，岂有乡邪？[25] 阳明此说显然是针对朱子而发。朱子曰：孟子言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只是状人之心是个难把捉底物事，而人之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面操存舍亡。入则是在这里，出则是亡失了。[26]相比之下，朱子以出入论存亡，显然失之笼统了。 总之，我们不能因为孔子论心四句最早见于《孟子》，宋明诸儒称引为说时亦常提及孟子，便以为这一重要的心学论说与孔子无关。 三、孔子忠恕之道的心学内涵 不过，孔子对于心学贡献最大者，还在对忠恕一贯之道的抉发：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此章谈忠恕而置于《里仁》篇，实亦论仁及心，故有学者竟以孔门心传称之。忠恕二字皆会意字：中心为忠，如心为恕。训诂学的解释皆与心有关。如《说文》释忠：敬也，尽心曰忠，从心中声。段玉裁注：敬者，肃也。未有尽心而不敬者。[27]马融《忠经天地神明章》：忠者，中也，至公无私。天无私，四时行；地无私，万物生；人无私，大亨贞。忠也者，一其心之谓矣。为国之本，何莫由忠？[28]这里的一其心，盖同其心尽其心之谓也。又如《声类》释恕：以心度物曰恕。《诗经小雅巧言》：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可作旁注。按照马融以一其心释忠的逻辑，也可用如其心来解释恕。通俗地说，恕就是将心比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或者以他人之心为心，也即孟子所谓的心之所同然（《孟子告子上》）。故朱熹《论语集注》称：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29]要言之，忠是尽己之心以待人，恕是推己之心以及人。而忠、恕之间，恕道尤重，可终身行之：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终身行之其实就是一以贯之；己所不欲，便是己心所不欲。缘何恕道更重于忠道？盖因恕更近仁。如《说文》：恕，仁也。[30]又《中庸》孔子曰：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孟子更用自反精神以发明恕道，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又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违道不远是也。[31]也是将仁、恕并举。因为忠恕与仁爱相通，故以忠恕为起点，必能向内寻找到仁爱之源泉，此即为孔孟儒学特别标举的仁心说与性善论。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忠恕之道即仁道，其道实一本之于我心，而可贯通之于万人之心，乃至万世以下人之心者。而言忠恕，则较言仁更使人易晓。因仁者至高之德，而忠恕则是学者当下之工夫，人人可以尽力。[32]盖孔子仁心说的义理诠释路径，正是遵循恕道之原则，故原始儒学的心性之学毋宁说是从忠恕之道开显而出的。[33] 进一步说，恕道的反求诸己，实则即是心学的一种修养工夫。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求者，责也。可知反求诸己，不过是将恕道严格化，所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孟子正是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心性之学。他说：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又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 上文已说，孟子尤为重视对心的格物，尝云：物皆然，心为甚。（《孟子梁惠王上》）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孟子充分运用心之思的功能，抉幽发微，进而提出了同心说： 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 孟子认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圣人之所以能够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正是圣人善推其所为的结果，而善推其所为，正是遵循推己及人的恕道原则。故孟子的心性之学乃是对孔子忠恕之道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有了同心说，孟子心学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命题心之四端也就呼之欲出了：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 这里，人皆有便是人同有，而仁、义、礼、智这心之四端，皆从仁心中萌芽壮大，而其一再强调的非人也，又是从人禽之辨来论人性性善论也便在此萌芽了： 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 如果说，以水为喻论性善尚存比喻论证不可避免的逻辑漏洞，则孟子以心之四端人皆有之这样诉诸本心的体认和体验来论证人性本善，显然更具说服力。孟子之意，不过是说人类之善皆由人性中来，非谓人之天性一切皆善。孟子之方无他，盖近取譬、善类推的恕道原则，即我心之所同然。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一句，正与上述仁心说的论证一样，仍是反求诸己的结果。相比荀子基于现象认知和功利诉求的性恶论，孟子基于恕道原则与反求诸己精神的性善论，未必在逻辑上颠扑不破，却可通过人人自具之普遍心理活动加以验证。[34] 孟子之后，将忠恕的心学内涵发挥到极致的便是朱熹。在《朱子语类》卷二十七中，朱子专论忠恕，多有发明： 一以贯之，犹言以一心应万事。忠恕是一贯底注脚。一是忠，贯是恕底事。一是一心，贯是万事，看有甚事来，圣人只是这个心。 夫子之道忠恕，此忠自心而言之。为人谋而不忠，此忠主事而言也。自心言者，言一心之统体。主事言者，主事言者，主于事而已。 只此一心之理，尽贯众理。 忠信、忠恕，皆是体用。[35] 可知朱子说一心也，正从一以贯之的夫子之道而来。钱穆先生说：凡朱子言心，每不曰如忠如信如恕皆心，而必曰皆一心。但朱子不喜空言一心，必实之曰如忠如信如恕。此皆朱子言心精要处。[36]要之，忠恕皆关乎心，故孔子之学，既是为己之学，亦心性之学也。孔子之道，可以执一统众，以一理贯通万事。孟子、程朱、象山、阳明之心学，无不以此为发源，始成江河之势也。 四、孔子用心说及其余绪 孔子对于心学的影响还远不止如此。在《论语》中，孔子还提出过用心说：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阳货》） 孔子所谓用心，正是其对操存舍亡的现实回答。因为心易舍亡、易放失、易走作，故必须时时处处有所用心。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正在其能有所用心。犹贤乎已的已，便是无所用心。孔子认为，连博弈也比无所用心好得多。孟子在此基础上，亦以博弈为例，提出了专心致志说： 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 这显然是对孔子用心说的进一步深化。而用心和专心，与忠恕一样，皆可说是孔孟心学的修养工夫论。此后用心一词逐渐名词化。如《孟子梁惠王上》的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荀子《劝学》的用心一也用心躁也，虽含义有不同，皆由孔子用心说而来。西晋文学家陆机在《文赋》开篇即说：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37]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亦云：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38]此又孔子之用心说作用于文学批评理论之旁证。 至宋儒，更将圣人之用心与心之妙用加以推廓发明。如朱熹在与张钦夫的书信中言及《二程集》窥圣人之用心的校字问题时即说： 圣人之用下着心字，语意方足，尤见亲切主宰处。若谓用心非所以言圣人，则《孟子》《易传》中言圣人之用心者多矣。盖人之用处无不是心，自圣人至于下愚一也。但所以用之者，有精粗邪正之不同，故有圣贤下愚之别。不可谓圣人全不用心，又不可谓圣人无心可用。但其用也妙，异乎常人之用耳。然又须知即心即用，非有是心而又有用之者也。[39] 又，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分辨道心与人心，以为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40]，此正孟子所谓心之所同然。而在《李公常语上》中，朱子谈及传心与传道的问题时，又提出心之妙用： 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此非深知所传者何事，则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传者何哉？曰仁义而已矣。孟子之所谓仁义者何哉？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则所谓仁义者，又岂外乎此心哉？尧舜之所以为尧舜，以其尽此心之体而已。特此心之体，隐乎百姓日用之间，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而体其全且尽，则为得其传耳。虽穷天地、亘万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节。由是而出，宰制万物，酢酬万变，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时措之宜，又不必同也。[41] 心之妙用，盖将用心真积力久之后的形上境界予以揭示。阳明又有心上用功之发明： 孔子气魄极大，凡帝王事业，无不一一理会，也只从那心上来。譬如大树，有多少枝叶，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养工夫，故自然能如此。非是从枝叶上用功，做得根本也。学者学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学那气魄，却倒做了。[42] 阳明以为，孔子之学也只从那心上来，心即是根本而非枝叶，故必须在心上用功。此心者，盖仁义礼智之心也，亦操存舍亡出入无时之心也，亦忠恕一贯之心也。心上用功，便是孔子所谓用心，唯其如此，方可学那气魄于万一。 综上，孔子之心学，略有显隐二端，显者以仁为本，以心论仁，导出孟子仁心说；隐者以忠恕为发用，反求诸己，引出孟子同心说与善性论；而孔子论心四句则不唯启发出孟子之存心养心与求放心诸说，亦且对宋明儒之心学修养功夫论有发凡起例之功。如将心学发展比作一条逶迤长河，孔子便是滥觞处之源头活水；如将心学比作一座参天大厦，其真正奠基者不是阳明、象山，甚至亦非孟子，而是道大德全、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至圣先师孔夫子。此意乃多年读书所得之一间，浅薄肤廓，不敢自是，甚盼高明贤达有以教我也。 本文系贵州省2022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重大项目传统文化视域下的儒家诗学研究（项目批准号：22GZX01）阶段性成果。 [1] 王阳明《王守仁序》称：自是而后有象山陆氏，虽其纯粹和平，若不逮于二子（按：指周、程二子），而简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传。其议论开阖，时有异者，乃其气质意见之殊，而要其学之必求诸心，则一而已。故吾尝断以陆氏之学，孟氏之学也。参见陆九渊：《陆九渊集》，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38页。 [2] 如《论语八佾》：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公冶长》：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颜渊》：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诸如此类，皆不欲之证。 [3] 关于孔子的欲论，可参见刘悦笛：《孔子欲仁、孟子欲善与荀子欲情从当今西方伦理学论观儒家欲论分殊》，《孔学堂》2021年第3期。 [4] 朱熹：《论语集注》卷四，《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0页。 [5] 黄宗羲：《江右王门学案一》，《明儒学案》卷十六，沈芝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47页。 [6] 详见刘强：《论语新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83页。 [7]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6页。 [8] 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年，第275页。 [9] 陈来先生指出：由于阳明学是心学，其所说的仁体即是心体，心学以为人生皆有此心体，皆有此仁体，而人为私欲所蔽，故需要功夫来恢复其本体。大体上说，心学是把仁体作为心性本体，而理学哲学家则把仁体作为宇宙的统一性实体。见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85、200页。 [10] 参见刘强：《四书通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33页。按，拙著忠恕之道一讲，涉及孔孟心性之学，本文多有据此书移录者，特此说明。 [11] 陆九渊：《与曾宅之》，《陆九渊集》卷一，钟哲点校，第45页。 [12] 朱熹：《孟子集注》卷十一，《四书章句集注》，第331页。 [13] 按，《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实则孔子所谓九思，与孟子心之官则思不无心学上之传承关系。 [14] 《传习录》卷下，阳明曰：心之本体，原是不动的。只为所行有不合义，便动了。孟子不论心之动与不动，只是集义。所行无不是义，此心自然无可动处。（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第268页） [15]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七，《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96页。 [16]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425页。 [17]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207208页。 [18] 朱熹：《答吕子约》第十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七，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83页。 [19] 朱熹：《答吕子约》第十三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七，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2册），第2189页。 [20] 朱熹：《答吕子约》第十六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七，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2册），第2190页。 [21] 朱熹：《答何叔京》第二十六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2册），第1837页。 [22] 陈来：《宋明儒学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8页。 [23] 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44页。 [24] 王守仁：《传习录》卷上，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第33页。 [25] 王守仁：《传习录》卷上，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第68页。 [26]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五十九，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00页。 [27]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02页。 [28] 马融：《忠经》，卢付林注译，武汉：崇文书局，2007年，第6页。 [29] 朱熹：《论语集注》卷二，《四书章句集注》，第72页。 [30]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504页。 [31] 朱熹：《论语集注》卷二，《四书章句集注》，第72页。 [32] 钱穆：《论语新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98页。 [33] 刘强：《四书通讲》，第94页。 [34] 参见刘强：《四书通讲》，第98101页。 [35]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十七，王星贤点校，第669、672673、676、682页。 [36] 钱穆：《朱子新学案》（第2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95页。 [37] 陆机：《文赋》，严可均校辑：《全晋文》卷九十七，《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013页。 [38] 刘勰：《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725页。 [39] 朱熹：《别纸》，《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1册），第13191320页。 [40] 朱熹：《中庸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第14页。 [41] 朱熹：《李公常语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三，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第3525页。 [42] 王守仁：《传习录》卷下，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第282页。 作者：刘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