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老一代清华精英，曾创办清华文学会，编过《清华周刊》和《副刊》；他曾站在一二九的最前列；《左联辞典》里编有他的词条；他是光明日报《学术》周刊两位创办者之一；他是山东大学史学八大金刚之最年轻者；他还是中国新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就是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教授。 2007年11月27日，这颗仍然非常好用的大脑停止了思考，而他带走的，绝不仅仅是他自己的九十年春秋。 投笔请缨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赵俪生站在运动的最前列；两年后，未等毕业，清华大学大三学生赵俪生，就主动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了。 赵俪生，1917年6月出生于山东省安丘县。他高中时就开始读鲁迅的《呐喊》、《彷徨》，周作人的《雨人的书》，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并逐渐走上新文艺的道路。1932年，赵俪生在《胶济日报》上以枕秋笔名发表白话诗《小羊》、《小小的白帆》；次年，与另外六名同学组织浪花文学社，在《胶济日报》上每周出半版文艺专版，人称浪花七君子。 18岁时赵俪生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同班同学中有王遥、韦君宜等人。当时同学已经分派，即所谓左、中、右。赵俪生在《篱槿堂自叙》中回忆道。作为接受过五四熏陶、具有进步思想的新青年，他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民族解放先锋队。 在清华时，除了学习本专业课程，赵俪生还旁听俞平伯、朱自清、闻一多等人的课，受闻一多影响最深。在中学读书时，赵俪生就在伯父的书斋里见过闻一多。他在文章里回忆说，闻先生搞考据、搞训诂在沉潜之余，还有见解、有议论，这些议论对我们学生来说，启发很大。1946年，闻一多在昆明遇害后，赵俪生发表《混着血丝的记忆》，登载在上海《文艺复兴》上，深情哀悼，并谴责者的罪行。 清华三年，赵俪生继续他高中开始的翻译爱好，第一篇译作是华兹华斯的诗《我们是七个》。1935年和1936年，赵俪生翻译了苏联长篇小说《孤独》，并发表了几篇小说。 倘若国家太平，赵俪生或许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翻译家或作家。然而，日本侵华使得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为了早日驱赶敌人，赵俪生把新文艺梦想藏于心底，毅然投身山西抗日队伍。 在山西，赵俪生是第二战区抗日前线的游击战士，曾任第二战区保卫队营教导员。期间，他结识了同在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下属的西北青年工作团工作的高昭一，不久结为伉俪，从此相濡以沫68个春秋。 打游击期间时有凶险发生。婚后，赵俪生到山西离石县动员实施委员会工作。有一次，他和高昭一等人奉命赶往碛口，途中在一个叫骆驼局的小山村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中午，尖兵报告：敌人已超过我们前头五里，也往碛口进军。部队不得不取消碛口之行，迅速转入山区。就这样，他们被敌人围困在王老婆山上三角地带，许久才转危为安。 1938年3月初，为保全实力，离石县动员实施委员会计划遣散非战斗人员，把赵俪生、高昭一等五个知识分子介绍去延安进修。在孟门古渡口渡黄河时，赵俪生乘坐的筏子被水冲散，护送他们过河的一个侦察连长一手拉着赵俪生，一手拉着高昭一，在岸边接应的老乡指挥之下，幸得脱险。 卸甲治史 赵俪生常说，自己从事历史研究是半路出家。 1939年，赵俪生因病离开部队，为了生计，先后到陕西几所中学讲授英语。因周围有特务，赵俪生与叶圣陶、郑振铎等人的通信被特务查看。赵俪生觉得新文艺看来是弄不成了，于是开始了从新文艺向史学跳槽的过程。 为了研究史学，赵俪生开始追补史学基础。 说起追补，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1931年7月，赵俪生初中毕业，名列全班第七，但数学只考了45分，这让自尊心强的他很难堪。于是，他开始追补数学。我跑到中山路劈柴院门洞里一次买了十本很厚的数学练习簿，下决心把小代数、平面几何、大代数、解析几何一锅下。别人晚自习最多算30道题，我至少要算90道，算不完不睡觉。这样不到一年，赵俪生的数学已经经常考90多分了，有时甚至考满分。 从此，赵俪生养成了追补的习惯，在学习二十四史和《十三经》的过程中，以及后期学习法语，他都用了追补的方法。 赵俪生白天要教书，就选择晚上搞研究。在陕西蔡家坡雍兴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他要讲授英语、国文两门课程。当时教员宿舍电灯只亮到晚上10点，10点以后，赵俪生就点起蜡烛，窗上挂起黑布帘，将书桌抬到墙角，偷偷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 赵俪生对史学研究极其投入。三女儿赵絪回忆，父亲会就一个题目思考很久。他先查阅大量资料，然后跟母亲讨论，有时通宵达旦，父亲擅长宏观把握，而母亲会在细节上说出启发父亲的意见。经过这些准备之后，赵俪生进入写作阶段，他写论文都是一挥而就的，从不修改第二遍，只是在需要时改动一两个字或标点。写好后，赵俪生把论文往信封里一装，然后孩子们迅即拿到邮局投递。而写完一篇论文的赵俪生，像是跑了一场马拉松，得先大睡一觉，然后再休息好几天。 1946年底，赵俪生作为西北地区代表，应邀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复员大会。1947年，他在天津《大公报》胡适之主编的《文史周刊》上发表《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与胡适、陈垣的论文在同一版面。这篇论文成了他的学术成名作，当年夏天，他被聘为河南大学文史系副教授。 筚路蓝缕 1949年10月，赵俪生在《新建设》上发表《论中国新史学的建设问题》，提出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史料的结合，是中国新史学建设的必由之路。这一论文不断被引用，这是研究新史学绕不过去的一篇论文。就凭这篇论文，赵俪生在中国新史学里就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兰州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汪受宽教授说。 当时的新史学被另一史学大师向达称为五朵金花，即主要讨论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土地制度、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资本主义萌芽五大问题。赵俪生的学生秦晖说：赵先生对其中三朵金花都有很大贡献：对农民战争史他有公认的筚路蓝缕之功，土地制度史他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讨论他也是其中魏晋封建论一派的重要学者之一。但使赵先生出名的并不在于对魏晋封建的具体论证，而在于他对此说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想所做的阐释和发挥。 1950年，赵俪生到山东大学任教。凭借才智悟性与勤奋，三十出头的他即跻身山大 名教授之列。 初到山东大学，赵俪生就开出中国农民战争史课程，为全国首创。当时高昭一是赵俪生的助教，夫妇俩全身心投入工作，寒、暑假都从没休息过。三五年内，他发表了十余篇研究农民战争史的论文，1954年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农民战争史研究专著《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与夫人高昭一合著），在此前后还发表了许多论文，出版了一些小册子。这一时期赵先生形成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范式，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仍主导该领域。秦晖说。 汪受宽说，赵俪生对农民战争史研究发凡的影响，还在于他培养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学生，其中以孙达人、孙祚民最为知名。他们两人后来分别成为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左、右学派的代表，使农民战争史从无到有，风靡一时，成为一门显学。后者把皇权主义和让步政策论系统化，引来铺天盖地的批判；前者把赵俪生的观点往左的方向引申，提出倒算说，轰动一时。 1978年，赵俪生开始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史，这是他农民问题研究的深化。虽非开山，但他在这一领域20余年的耕耘，成绩人所共知。 五绝教授 解放前，中国高等学府历史课讲得最好的是钱穆，解放后，则首推赵俪生。华东师范大学著名历史学家王家范如是评价。 据家人讲，赵俪生在讲课前，都要闭门备课。每次讲大课以前的准备，高昭一用如临大敌几个字来形容。 俪生先生讲课的气势和，以及他雍容大度的风姿，确实是一门艺术，是难以企及的，应该总结出一本大书。在山东大学听过赵俪生讲课的赵淮青说；著名学者蓝翎回忆，有一次听先生讲课后，他兴奋不已，模仿先生讲课的神态，两手平伸，双目前视，大声直呼：回到康德那去吧！恰好被赵俪生大女儿赵绛听见，回去在父亲面前学了一遍，赵俪生并不气恼，而是给了蓝翎一个调皮鬼的评语。 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江隆基担任兰州大学校长时，曾亲自带领崔乃夫、丁桂林等学校领导，连续听了赵俪生两年的中国通史课。江隆基评价，听赵俪生上课是莫大的享受。 我上课是理论派和考据派的折中使用。我教课的特点是，每教一段，先对这一段历史作一个总述，我在备这一段总述的时候，要花很大的工夫，有时候要翻二十四史里的很多东西，把脉络理清楚既有考据又有理论，学生很喜欢。赵俪生在《篱槿堂自叙》中写道。 金雁是兰州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方向的研究生，她回忆说：先生上课时极投入，常常达到忘我的地步。你会感到他深深陶醉在自己的研究里，是先感动自己，然后感动听众。听他的课时，我脑里总会闪过一个念头：很像京剧舞台上的威武大将军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