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松琴，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宋代文学、诗歌研究。
一
所谓宋韵文化，是指宋代文化的内涵和神韵，是宋代文化的精髓。
在人们的认知中，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甚至被称为弱宋。 然而宋朝的文化却极其繁荣。 宋人以其独特的智慧和强大的创造力，创造了先秦以来的又一个文化高峰。 关于这一点，先贤先贤早已有论断。 王国维曾说过：在天水王朝（注：指宋代），人类的智力活动和文化的许多方面都是以前的汉唐和以后的元明所无法企及的。 几千年的演变，是在赵宋时期创造的。邓光明还指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 宋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上最高的。 这期间，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不管这些评论是否夹杂着情感，宋代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高峰，这是不争的事实。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提出宋代复兴论后，也认为宋代文化不仅是中国第一，而且是世界第一，评价更高。 他的文章《唐宋概述》以内藤小南的宋代近代论为基础，总结了宋代不同于前朝的四大领域的表现：政治制度上，贵族权力趋于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君主集权下，平民力量上升； 在经济活动中，货币经济取代了商品交换； 在学术思想上，从汉唐的注释训诂进入了自由思维时代； 在日常生活中，它也逐渐摆脱了中世纪的旧习惯。 人民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原创化、平民化的新趋势，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 这四个领域的互动，为宋人创造文化高峰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与埃及的金字塔一样，宋代的文化高峰也是由下到上不同层次组成的。 作为功学派大师，叶适主张精于经、富于史、富于文，因为具备这种知识结构的人，也就具有高品位的文化修养和精神境界。 。 同时，为文化创作注入丰富的养分和强大的动力，也更有利于功德活动的开展。 经、史、文学是宋代文化高峰的最高水平，经是峰顶之巅。 所谓经，是指宋代儒学复兴后形成的理学。 宋代学术的内容虽然多种多样，但无一不是以治理天下为最终目标。 它属于治世学派，也与西方中国哲学不同。 就其形而上内涵而言，宋朝具体表现为一种精神和信仰，是宋代社会的大脑和灵魂。
如果说，人们在制度规范下进行的各种实践活动的历史就好比人的骨骼，诗歌、绘画、建筑、陶瓷等各种文学艺术好比人的血肉，那么哲学就是人的身体。 大脑和灵魂是中心。 如果一个社会的哲学贫乏，精神信仰丧失，人就会变成生物人，文化就会崩溃，社会就会变得可怕。 宋代哲学空前发达，直接传达了宋人的中枢兴奋，有力地促进了宋人的各种实践活动，将宋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带到了新的高度，最终聚集成了一座文化高峰。
那么，宋代文化的核心内涵是什么？
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第31章中庸之道受到宋代人民的高度重视和推崇。 宋代探讨中庸的文章不下百篇。 朱熹直接摘录这篇文章，编成独立书。 它与《论语》、《孟子》、《大学》一起编成四书，作为全民教科书。 《中庸》中有两句话：达博而精微，达极而达中庸。 这两句话虽说的是人的修养，但也算是宋代文化的核心，也体现了宋代文化的意韵，以及宋人的精神境界。
二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宋代文化的特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美国汉学家刘子健在其著作《中国的向内转向：宋宋之间的文化转向》中详细论证了宋代尤其是南宋文化的内省特征。 台湾学者傅乐成的《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一文，从建立中国标准文化的角度，得出唐宋文化最大的区别在于唐代文化 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和动力是复杂的、具有攻击性的，而宋代文化则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转向朴素、内敛。宋代的特点是既朴素又内向又排外，这与刘子健的内向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的说法得到了海峡两岸学术界的呼应，不少人认同。
认为宋代文化是内省或内向的说法不乏事实依据。 但如果深入观察，你可能会发现，在祖宗家法指导下，在忧患中出生、成长的宋人通过内省创造出的所谓宋文化，并不反对开放， 复杂性。
与唐朝夷夷尽夷、称霸东亚不同，宋朝的领土面积较小。 五朝十国近百年的时间里，北方少数民族的实力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北宋时常遭到西夏的入侵； 南渡之后，半个国家被毁。 因此，宋人始终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忧患意识强烈。 然而，宋人的忧虑并没有导致颓废，而是他们在忧虑中反省，在内省中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根基。 邵雍《子舆隐》云：天学养心，人学养身，身乐则见天人。 这种天人合一是宋代人们经过内省形成的一种身体形成状态。 《孟子梁惠王篇》云：享受民乐者，亦享受民乐；忧民忧者，亦忧民忧；与天下同乐者，亦忧民忧。忧天下，非王者不为王。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进一步提出：先忧天下之忧，后忧天下之忧。正如南宋王十朋在《读岳阳楼》中所说：先忧后喜。 范文正有高孟恪这样的志向和言辞。范仲淹的忧而乐观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了整个宋代士人，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人的内省不是朴素内敛，也不是排他性，而是达博。 在广泛吸收人类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博大精深、开放的态度。 邵雍的天人合一、范仲淹的忧而乐观都体现了这一点。 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民立命，为圣人弘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也从浩瀚的宇宙空间和深远的历史时间上印证了人类的社会角色。 气度和眼光是唐人无法比拟的。 又如，自古以来，人们对于自然永恒、生命短暂这一哲学命题有着不同的认知和态度。 曹操主张在短暂的一生中积极主动，对酒而歌，有多少岁月！恰似朝露，往事多艰辛周公吐食，天下归来。到它的心。 （《弹歌行》）； 李白的一生是短暂的，他主张人生若幸福，就要尽情享受，莫让金瓶对月空。 （《关于饮酒》）强调人生短暂，要及时享乐； 苏轼认为，以变观，则天地不能片刻；以不变观，则物我皆无穷。 （《前赤壁颂》）人与天地共存，亘古不变，其浩瀚前所未见。
朱熹说：立国之初，人们已尊礼义，尊经典，欲复二帝三世，已与唐人不相上下，但一直没有解释清楚，直到第二程出来之后，这个道理才解释清楚。 所谓初国之人，是指文言运动的倡导者欧阳修等人；二帝三朝，是指尧、舜二帝和夏、商。周朝是古人心目中最完美、最理想的社会，仿三朝或欲复二帝三朝，从而超越汉唐，是常见的现象。宋人的治理理想，理想之远大，局面之广阔，更是汉唐难以比拟的。
朱熹所说的崇礼义，尊经艺，欲复二帝三世，正是仁宗庆历年间欧阳修等人所强调的道或理。 它是学术与政治相互驱动、融合的产物，集中体现了宋代治世的内涵。 具体来说，北宋儒学复兴之初，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们就根据自己的三古理想，发出了重建秩序的号召。这一号召的推动力是早期儒家的关注点一般集中在政治秩序上，而没有深入涉及道德生活的理论；换句话说，外王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最迟在维新运动最高潮的20年代，内圣与外王必须兼备的意识已经出现。王安石是最典型的例子，他的道德生活理论给神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他的内圣之一；他以《周观心意》作为建立新秩序的基础，这是他的外圣理想。道教创始人张载、二成，与王安石属于同一时期，响应古文运动领袖重建秩序的号召。 就他们而言，他们与王安石没有什么不同。 但王氏内圣外王体系的完成和传播却领先一步，成为道家观察和批评的对象。 因此，就儒学的整体发展而言，心学超越了古文运动，道家也超越了新学，确实是从一个层次到下一个层次的转移。 也就是说，从古文运动到《静公心学》，再到成道思想的发展和成熟，就像一个人不断成长的生命历程一样，是儒学复兴后不断发展的过程。宋代儒家思想。 在这个过程中，前后的基本性质和最终目的显然是一致的，都是宋朝的一部分，都是为了如何更好地内圣外王，实现欲复国。两帝三代。 只是不同的阶段呈现不同的命题和内涵，不同的阶段有相应的超越，即所谓从一个层次到另一个层次的过渡。 到了南宋，以内圣、外王为基础的理学更加深入和完善。
与唐朝人民的奔放、奔放不同，宋朝人民在广泛吸收人类知识的过程中不仅达到浩瀚，而且提炼到精妙，其文化活动达到了博大精深的境界。细化。 现有的哲学思想史研究成果表明，唐代儒、道、佛并存，各行其道，而以治世为目的的宋代，三家思想融为一体。合而为一。 在融合的过程中，宋代出现了不同的学派，这就是黄宗羲所说的博采众长； 各流派虽有各自的主张和立场，但都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借鉴佛家、道家的教义。 其精髓，融入了《大寺经》的哲学体系，成为宋代文化的大脑和灵魂。 在这个大脑的指挥下，宋人的生活，以及宋代的文学、艺术、陶瓷、建筑等文化作品，都具有精致的特点，而阳光的红、橙、黄、绿七种颜色、蓝、青、紫属宜白，在精致中，体现丰富性和多样化。
三
程颐说：欲求道，不可学儒家。 他还认为求道，首先要注重个人心灵的修养：学道之道，正心修性。至诚，至诚为圣。君子必先明心，知修行，而后努力以达，所谓自明诚也。 士人的诚、正、修，才能成就圣人的人格，进而才能恢复二帝三世。
需要说明的是，儒学的复兴并不是从北宋开始的。 陈寅恪在考察韩愈的正统思想时指出：退居此地，奠定宋代新儒学的基础。 然而，韩愈所倡导的儒学虽然为宋代新儒学奠定了基础，但其内涵与宋代儒学并不相同； 同时，他的正统思想并没有得到唐中后期士人社会的普遍认可。 唐中后期，与李商隐相似，夫名道，而古所谓周公、孔子，唯能作恶？盖宇与周、孔子皆有耳，故有行事之道，与今古无关，文笔直，爱学经史，而忌当今世，经百经，万千书籍、不同的产品和不同的流，我如何区分？ 时不时就能听到这个声音。 原因之一是儒学实践所必需的主体基础尚未真正建立起来。 儒学之所以能够在仁宗时期全面复兴，与实践主体自觉坚持为己学密切相关。
周行济曰：何为自学？有孝则学，有忠则学。内学者，修德者也。所以，若学，则学。为己必为人，何为人之学？人以为我博学，则学之；朱熹也说：为学而求名的人，是学问。不是为自己学习。 陈文伟还指出：立志修行，肯为自己学习古人，不随世俗在贫富中随波逐流，在不幸中迷失。在福报之中为了洗刷老百姓的丑陋。 这样的表述在宋代的记载中屡见不鲜，可见宋代学者普遍重视自学。
作为学者的一种代表方式，为己学是儒家强调个性修养的重要思想。 《论语先文》有孔子的话：古之士为己，今之士为人。 《正艺》解释道：此篇言古今之士不同，古人学其所学，而为己所行。也。今之学，只能为他人言，而不能为己所行。范也云说：为人而为人，则应显物；为己而人，则因心而知道。指出为己，人们应该认路。 儒家肯定和宣扬的为己而学的思想流露得淋漓尽致。 在唐代，自觉尽孝忠信的人虽然不少，但在为人处世方面，却很少像宋人那样注重为己学。 韩愈虽然立志恢复失传已久的儒学，自视为儒学的继承者，但他创立儒学的主要目的却是陈寅恪所说的拒佛祖，救政治风俗之邪，因此他无意强调自我关怀。 培养为己学。 在欧阳修看来，韩愈论时事，怀感恩之心，不避处决。若真知正义，当被贬时，必怨声载道，如庸人，更不用说自学了。 ！ 随着仁宗时期儒学的复兴和儒学的建设，强调为己学成为宋代士人社会的思潮。 无论是因知道之心，是忠孝忠义的任务，并践行它，还是心不为富贵贱所困扰，或贫穷而为不幸所累。和祝福，是洗去世间的丑恶、为己学的任务，是培养主体的心灵，使之进入内圣的境界。 宋人内圣的目的是为官或外王。 换句话说，自学是宋代学者构建内圣外王之学不可或缺的主要基石。
通过为己而学的精神修养，宋代人不仅形成了先忧天下，后喜天下的忧乐观，还树立了不喜则忧的精神。不为物悲，不为己悲。 立身之道。基于这种生活方式，他们往往对唐人的患得患失、悲欢离合抱有批判的态度。前面提到的欧阳修对韩愈的批评就是一个例子。例如蔡居厚对柳宗元诗的评语：子厚之贬，哀憔悴之叹，出自诗人尤显悲凉。 敏姬伤其志气，故君子避之所难，然何故，而死以怒而死，乃无理矣。朱熹也评论杜甫的《铜鼓》：此篇杜陵的崛起气势磅礴、非凡，是诗歌所罕见的。 谈到他的临终篇章时，他感叹自己年老卑微，志向也贫乏。 这是正确的。 人岂能不从道吗？他认为柳宗元不讲理，杜甫不从道。这与欧阳修认为韩愈为庸人是一样的。苏辙说唐人不解道。诗，却不好听道。孟郊有诗云：食荠肠亦苦，歌声强则非。快乐。 出门若有事，谁能说天地宽广呢？郊区的温柔人，天地虽大，却不能安身立命，安居乐业，李敖称其为郊游诗，认为高处古来未曾有过，低处仍低头沉思谢，到了汉代，退也难说，何况唐人不听道，孔子说颜子曰：在后巷，人不忍忧， 回国后的幸福也不会改变。惠虽然早年贫困而死，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生活环境，你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一点与孟郊不同。
人可以弘扬道，但不是道弘扬人。 人必须先提高自己的修养，才能弘扬道。 宋代士大夫虽然具有政治参与、学术主体、文学主体的主体结构，政治地位高于唐人，但他们所遭受的政治不幸却比唐人要多得多。 当遇到政治风风雨雨时，宋朝人普遍表现出与唐朝人截然不同的心态。 例如，范仲淹因言行废黜众人而被赞誉为三广、士言强者，足见士人群体对穷人、荣辱与共的态度和坚持。耻辱、不幸和祝福。 这种秉持，就是师杰所说的：得而用孔子之道，穷则用孔子之道。 景佑年间，欧阳修因言被贬夷陵。 他在给尹朱的信中写道：路上，有不少人因罪而上吊，不懂得修心。 他还鼓励那些受到惩罚的人。 给被降职的同志连慰问信都不要写。 与欧阳修同时期的待罪上堂的曾必遂，在皆讽刺前贤遗志，讽刺当代绝境中作诗，更不提他的人生经历。 理由是他没有利用时间去牺牲自己的心。 ，面对人生的丧、祸、福，他在诗歌创作中践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为己之学，具体地呈现了内圣的境界。 的心态。
事实充分表明，宋代人更加重视自身的修养。 在修身养性上，至明中庸，所谓极明，是指一个人在世时达到了既高大又光明的精神境界。 这体现在范仲淹、欧阳修、曾碧玉对于被贬的态度上。 另一个生动的例子是，从西宁到元丰，近十八年的国事斗争中，王安石和苏轼互不相让。 然而，元丰八年的一个雪夜，两人却跪了下来。 聊得很开心。 靖国元年，九死的苏轼写了六言诗《自画像金山》，其中有两句：心如灰树，身如灰树。就像一艘没有系带的船。 进入无限和明亮清晰的自由王国。 《陶仲庸》以天地为本，以天地为道，达到中和，天之地位何在，万物之修养何在。 也就是说，道的本体只有在中，才能用和。 ，既重和，又和异。这是一条通向极智的修行之路，既保证了王安石、苏轼那样的和而不同，又保证了四学传统。和谐而又不同，促进了人类智力活动和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就像天在哪里，万物如何发展一样。
当然，通过修炼而形成通、精、极明的意韵或精神境界，离不开祖传家法的保障。 宋代宗族法的一个核心就是朱熹所说的：这个王朝吸取了五朝封建城镇的弊端，然后夺取了封建城镇的一切权力。收了，财富也收了，赏罚也收了。 宋代实行。 它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制度，是以大多数老百姓，即平民为基础的。 就科举制度而言，据专家考证，唐代每次选拔进士不超过30人，但仅北宋就有69次考试，共选拔进士35612人。 若算上专场表演等，读书人总数达6.1万人，平均每年约360人（南宋较多）。 大量蜀族平民进入各级政府机关。 唐代的科举制度压制了魏晋以来的豪门制度，但唐代的豪门仍然保持着绝对的政治权力。 就宰相而言，仅崔氏十宫左右就有23位宰相，占唐朝369位宰相的十五分之一。 宋代宰相、侍郎中，除吕夷简、韩起等少数多产世家外，非名臣、大臣的子弟占很大比例，其中53.3%是平民出身。 赵普、寇准、范仲淹、王安石等宰相都出身于平民家庭或低层官员，但他们后来却成为宋朝文官政府的核心人物。 宋代全面实行士大夫治天下的祖宗家法。 学者们把国家和社会作为自己的终极关怀。 一系列祖家法，增强了他们治理世界、造福人民的能量，以及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多方面激发了他们的文化独立、文化自决、民族自决。 。 文化自信的品格，创造了先秦以来的又一个文化高峰。
宋代文化十分丰富，表现领域也相当广泛，但其核心还是哲学。 换句话说，宋代文化的意韵根源于独特的哲学。 Although Song people were born in sorrow and grew up in sorrow, they were good at introspection. Through introspection, they formed a philosophical system that is comprehensive and thoughtful. In this philosophical system, the personality of Song people has been stretched and publicized, with firm belief and extremely brilliant spiritual realm. This is the deeper meaning and rhyme of Song Dynasty culture, and it is also the root of to the vastness and to the subtlety. It is undoubtedly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the spiritual realm of the Song people in a philosophical sense through the study of Song Dynasty culture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o deeply explore the shaping of peoples spirit.
The original article was published in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Issue 1, 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