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智慧》，郭其勇着，北京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
本书是当代儒学大师郭其庸先生的一部两头敲的著作。 一方面系统解读了儒家传世经典《礼记》以及出土儒家文献《五行》中的中庸、礼运、国篇章； 一方面借鉴中西知识，探讨《论语》中亲情相隐的理念在现代社会的伦理价值。阐述了明代大儒王阳明的儒学思想；系统分析了近代三圣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的学术、交谊和成就的影响。
《大家的小书》是一本大家写的、供大家阅读的书。 《人人小书》的特点，袁行培先生在《总序》中明确指出：人人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字。 所谓大家有两层意思：一是书的作者是大家；二是书的作者是大家。 第二，本书是为所有人而写的，是所有人的阅读材料。 所谓小书，只是篇幅较小而已。 就学术性而言，不但不轻，有的还相当重。 例如，郭其庸所著的《儒家的智慧》不仅系统地阐释了儒家传世经典《礼记》中的《中庸》、《礼运》、《国》等章节，而且出土儒家文献《五行》和《论语》中的吻相隐的伦理观念在现代社会的价值，也系统梳理了新儒三圣的人格境界和学术影响力。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
儒家的知识不是纸上、桌上的东西，它必须实践。它是我们内在的修养，自然地反映和呈现在我们的日常行为和对待他人的方式中。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国学学院博士生导师郭启勇教授认为，现代新儒家思潮一般有三代学者。 第一代学者中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三人及其弟子交往密切，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 与书房里的普通学者或只知道孔子说和诗云的迂腐儒家不同，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更加关注现实，注重知行合一。 不仅对中国社会问题，他们对中西文化也有深刻的理解。
一个国家的生命实际上与文化息息相关，而文化植根于思想。 知识是从听觉和视觉中获得的，能够将各种知识整合起来形成一个体系，这就是思想。 我们人民今天迫切需要的是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靠自己而不是靠别人（熊十力《十力系列：十力余姚》）、政府能够推动一个主流，学术界自由研究、自主创作的潮流是无法阻挡的。 （熊十力《与友论张江陵之书》）郭启庸教授认为三先生的全部著作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重构儒家本体论，重建儒家思想。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梁漱溟先生、熊十力先生、马一复三先生复兴国学的雄心虽然因时势的限制而未能实现，但他们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他们依托民间书院（如梁先生的勉人书院、马先生的复兴书院）或以信仰维系，形成了某种文化共同体：梁先生、熊先生、马先生三人关系密切。彼此之间的联系。 他们的弟子之间也交往密切，形成学术共同体。
政治家治国不只限于强制，这是儒家的理想。 正如郭启勇教授所言，我国是一个以礼仪为主导的国家，如果法律体系没有文化、礼仪和音乐，没有这样的价值体系，那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的法律也是基于我们的情感、人、人性。 历史证明，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西汉文史散文家桓宽根据赵代盐铁会议编撰的《盐铁论》，不仅记载了法家与儒家的争论，而且出自《春秋繁露》和《公羊传》 父子相隐帝节四年，宣帝下旨：从今以后，子若隐其父母，其妻丈夫藏丈夫，孙子藏长父母，不要坐。如果父母藏儿子，丈夫藏妻子，长父母藏孙子，就是罪过。凡是绝望死亡的情况（不是）死刑）应由法院官员审理。 亲则相隐不仅正式成为中国古代的法律原则和制度，而且也为后世的法律所遵循。 其中，《唐律疏义》不仅确立了同居不犯罪的原则，而且其宽容和隐瞒的范围较汉代进一步扩大。 到了清末和民国法律，法律规定的亲属匿名和拒绝举证的特权，是亲属可隐相的继承和发展。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的精神核心和价值基础，在历史上始终以生命为本的存在形式。 这就是它的生命力源泉，让它能够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调整自身，历久不衰两千多年。 郭其镛教授在《儒家的智慧》中不仅论述了郭店楚简、商博楚简等地下新材料与经典与中国哲学的解释方法之间的关系，而且还与传世文献进行了比较。他以严谨的学风论述了先秦经典和天道观、天命论、心性论、身心观等儒家思想的精髓。 他还全面研究和了解了先秦时期各流派的三种材料之道和终极信仰。 《心身道德观》分析了仁心、智慧心、圣人心的关系，揭示了圣德相对于仁四德的融合与生成。 、义、礼、智。 其寓意相当独特。
郭启勇教授数十年来潜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研究。 在《王阳明与《传习录》》、《中庸之道及其现代意义》、《再论五行与圣智》、《对打亲伦理法原则的反思《大义灭亲》、《大义灭亲》，郭启勇并不是简单地梳理新材料，而是用独特、多维度的视野和方法，进行新的挖掘、研究和解读。 看人文改造世界。 陈寅恪先生还表示，一个时代的学术必然有它的新材料、新问题，用这种材料来研究问题，是这个时代学术的新趋势。 我认为《儒家的智慧》不仅给了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而且生动地阐释了当代儒家的责任和使命。 （刘英团）
